第739章奥凯航空独家开通西安直飞普吉航线

　

程序制度与行政行为之间的关系是交叉的：一种程序制度如回避制度可以被多种行政行为所运用，一种行政行为又需要运用许多种程序制度。

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比如：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1条规定：本法律适用于下列者在公法上的活动，但联邦法律有内容相同或相反规定的除外。

受决策影响主体的广泛参与机制无疑是决策获得最广泛同意的重要保证。[40]第三种设想包括：行政规定、行政规划、行政决定、行政合同、行政指导。(4)行政机关应当及时、高效作出行政行为，体现为效率原则效率或效益在一般意义上是指：从一个既定的投入量中获得最大的产出，即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取得同样多的效果，或以同样的资源消耗取得最大的效果。在马怀德教授版和《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中有两章是按照程序制度规定的，而且都是听证制度和公开制度。[26] 转引自前引17黄学贤文。

其二，统一法典出台后，之前的单行法中规定的统一法典中没有规定的程序规范，如果与统一法典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不相抵触，则应当保留，不予废止。第三，将公开制度和听证制度单独列章规定，理由已如前述。时代背景不同，宪法学知识的使命也有区别。

不照法律做事的人，大家惩罚他。并详细列举了人民的权利和义务，如权利方面包括平等权、言论集会结社自由、通讯自由、信教自由、居住迁徙自由、保有财产的自由等。而革命派则早就指出了清政府的假立宪、真专制的意图，立宪只能通过革命的方式才能实现：流血者，自由之母也。废除了封建帝制，创立了中华民国体现出这场革命最为重要的两大成果：一是废除了中国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封建帝制，这打破了传统的人身依附和土地所有关系，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人的自由和发展。

在介绍外国宪法方面，学术视野也更为开阔。之所以增加考试、监察两权，其目的是力图改变传统三权分立结构的弊端，使五权在政府首脑的统帅下，分工合作，创建一个万能的政府：我们现在要集合中外的精华，防止一切的流弊，便要采用外国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加入中国的考试权和监察权，连成一个很好的完璧，造成一个五权分立的政府。

这次重点考察具体的宪法问题，日本政府指派曾直接参与明治宪法制定的伊东已代治具体接待，后者为考察团安排了穗积八束、有贺长雄、清水澄等学者讲解宪法学知识。宪法学知识积累的转变与其功能转型是分不开的：革命前，宪法学知识的功能是启蒙大众，以自由、平等观念唤起民众的革命意识，推翻旧的封建统治秩序。非法之所定者，不得有服从。[13] 参见韩大元：《论日本明治宪法对钦定宪法大纲的影响——为钦定宪法大纲颁布100周年而作》，载《政法论坛》2008年第3期。

因此，可供我们研究的参考资料是十分丰富的。这个数据虽并不够精确，如将《新民丛报》等算作革命报刊，但毕竟较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情况。而一国之人，无论为君主、为官吏、为人民，皆共守之者也，为国家一切法度之根源。最初是对西方宪法制度和有关理论的知识性介绍，后来逐步发展为系统翻译乃至提炼学术观点并逐渐形成体系。

第二，发展性，辛亥革命作为中国宪政实践的开端，对新中国的宪政建设具有基础意义，而社会主义宪政的实践是对辛亥成果的发展。第2条进一步指出：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

（一）宪法学知识的引进与传播早期的中国宪法学理论是在西方宪政文化的介绍与传播中形成的。西语原字为THE CONSTITUTION，译意犹言元气也。

当今时代，立宪主义早已成为现代文明国家普遍认可的价值观。（三）从辛亥到新中国——延续与变迁的宪法学知识谱系辛亥革命开创的宪法学知识传统具有历史的延续性。虽然这一改动反映了革命派对任何形式个人专权和独裁的高度警惕，有现实的合理性，但却体现了宪法学知识的困顿。袁世凯的君主立宪企图之所以宣告失败，其原因这在于，议会民主的思想潮流已经使社会和民众无法再接受一个君主。[26]他将政治权力划分为权和能。[31]他认为，研究宪法草案需要分做几方面的工作：第一，我们可以从学理上或原则上去研究，中国的宪政以中山先生的遗教为根据。

改革政事部，将政事分解为内务、外交、理财、交通、司法、编制六部，改变一人统管民事大权的局面。在这种背景下，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于1912年3月8日通过《临时约法》，3月11日由孙中山公布。

[4] 梁启超：《立宪法议》（1901年），载《饮冰室合集·之五》第1页，《饮冰室合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评价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需要综合的标准，尤其需要宪法的标准。

可以说，民国时期的宪法学说总体上重在制度设计而非理论自恰，重在现实需要而非体系完整。我们要察看宪草所拟定的制度是否合乎国情，是否便于运用，是否能有效率？在宪法学研究中，我们不但要利用中国以往及现在的经验以为论断的根据，也可以参考欧美各国的经验以充实我们的论断。

[23] 有学者认为，《临时约法》因人立法确实不足为训，它规定责任内阁制并非针对袁世凯，而是临时参议院基于利益的考虑所采取的扩大自身权力的措施。在文明立宪之国，人民之生活也，幸福也，自由也，权利也，其程度必高。实际上，在宪法价值还没有成为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宪法学知识的积累只具有工具性意义而不具有理念意义的时代，加之《临时约法》缺乏充分的实施机制和保障正常运作的健全的规则，宪法权威服膺于政治势力也就是无奈中的必然了。为了知识引进的需要与扩大学术共同体的影响，学术界还成立了一些翻译机构，如译书汇编社、国学社、湖南编译社、闽学会等。

据记载，金子坚太郎详细介绍了明治宪法制定的具体过程，特别强调了日本的经验，他指出：日本宪法虽然借鉴了欧洲的经验，但比欧洲宪法更为优越：一是设定宪政预备期，弥补了欧洲宪法的缺陷，以获得较充足的研究时间。在辛亥革命发生的特殊的历史背景、曲折的过程以及对其后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中，法学知识体系发挥的作用是十分突出的，而其中宪法学知识又以特殊的功能发挥着引导、诠释与促进的作用，成为辛亥革命的历史价值的重要评价因素。

[29] 萧公权：《怎样研究宪草》（原载《燕京新闻》民国三十三年二月六日），载萧公权：《宪政与民主》，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6-47页。一面又由百姓公意，立了几条法律，凡是照法律做事的人，大家保护他。

张知本有关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思想也在这部约法中得到了体现。[11] 熊范舆：《国会与地方自治》，载《中国新报》第5期，1907年5月。

[25]在辛亥革命期间和民国建立之后，孙中山不断完善五权宪法思想。权也就是他说的政权，在民众手里，也称为民权。相对来说，立宪派在预备立宪中的影响力是比较有限，因为当时主张立宪的政治家和学者或通过在日本学习，或通过访问考察而直接受了日本正统宪法学思想的影响。当然，辛亥革命的意义不仅仅是确立了崭新的国家制度，它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一种崭新的思想观念，成为立宪思想影响下的一次重大社会变革高潮，推动了宪法学理论的积累和传播，开启了宪法学在中国的百年发展历程。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胜利并不表明辛亥革命的结束，毋宁说是一个高潮。[27]孙中山作为临时大总统没有参与《临时约法》的起草，但他希望这部约法能够贯彻其五权宪法主张，使其在承认行政、立法、司法诸权独立之外，尚含有考试监察等权独立行使之意 [28]。

所谓立宪者何？立法也。未来，中国宪法学也必然会继续保持这种广泛引进与辩证吸收的传统，避免工具主义思维，推进宪法学知识体系的国际化。

[16] 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0页。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与矛盾中，宪法学知识从19世纪末期开始在中国传播，主要通过了两种途径：一是译介西方宪法制度和理论方面的著作。

• 
•